明初至明中叶，出现了一批兼具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小说精品。其中又以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金瓶梅》“四大奇书”成就最高，标志着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全面成熟。施耐庵（约1296年-约1370年），江苏人，生在元末明初，曾短暂入仕元朝，又加入张士诚麾下，均失望而返，著《水浒》。罗贯中（约1330年－约1400年），山西人太原人，施耐庵的门徒，代表作为《三国演义》。吴承恩（约1504-约1582年），少有才气，但科考不顺，写成《西游记》映射世事。兰陵笑笑生，《金瓶梅》的署名作者，生平不祥，应是山东人。

　　明弘治十七年（1504），吴承恩出生在江苏淮安的一个亦商亦儒的普通家庭。父亲吴锐，生性木讷，厚道老实，“日日读古人书”，被邻里讥笑为傻子。

　　吴承恩小时候走到街市上，也会被人指着说是“痴人家儿”。年幼的吴承恩觉得很委屈，回到家后，又哭又闹，不吃不喝。父亲知道后，只是笑着说了一句：“儿翁诚痴，儿免为痴翁儿乎？”

　　其实，吴承恩非但不是“痴儿”，反而自幼聪颖，堪称神童。他的朋友陈文烛说：“（吴承恩）生有异质，甫周岁未行时，从壁间以粉土为画，无不肖物。”

　　当时，有个邻居家的老人让他画鹅，刚满周岁的吴承恩却画了一只高翔的天鹅，令老吃一惊，连连夸赞其“不师而能”。他的晚辈吴国荣则称，吴承恩在幼年时便以善作文章书法而闻名于江淮一带，登门寻文求字的人络绎不绝。

　　天资颖慧的吴承恩年纪轻轻便考中秀才，后又进入淮安的龙溪书院深造。龙溪书院本是淫祠，淮安知府葛木上任后，将其捣毁，翻造成书院，用来教育士子，使淮安一时文教蔚兴。吴承恩入读书院后，很受葛木器重。葛木去世后，吴承恩在祭文中写道：

　　承恩，淮海之竖儒也，迂疏漫浪，不比数于时人，而公顾辱知之；泥途困穷，笑骂沓至，而公之信仆，甚于仆之自信也。（《祭巵山先生文》）

　　葛木对吴承恩有知遇之恩。凭吴承恩的才学，加之良师指点，不日考取举人、进士，按理也只是时间问题。但命运偏偏开了玩笑，考上秀才后的吴承恩，科举之路异常艰难。嘉靖十年（1531），吴承恩与朋友一起参加乡试，好友沈坤、李春芳等皆中举，而他自己却名落孙山。

　　第二年春天，吴承恩的父亲去世。在祭文中，除了缅怀先父的德音容仪外，吴承恩还以惶恐的心情，表达了自己没能及时考取功名，以至父亲“终身未尝入州府”而自责：

　　乌乎！孤小子承恩不惠于天，天降严罚，乃夺予父。然又荡游不学问，不自奋庸，使予父奄然殁于布衣。天乎？痛何言哉！天乎，痛何言哉！乌乎！有父生不能养，今没矣！（《先府宾墓志铭》）

　　父亲的去世，更加坚定了吴承恩考取功名、光耀门楣的决心。嘉靖十三年（1534）秋，精心准备后的吴承恩，满怀期待到南京应试，不幸再次落第而归。次年，恩师葛木去世。吴承恩得此噩耗，“神悸心惑，惊怛号顿，五内震摧”。

　　短短几年，父亲、老师接连去世，对吴承恩来说，无疑是巨大的打击。更令他沮丧的是，两位至亲生前都没看到自己登科及第，内心之歉疚，不言而喻。由于史料缺乏，我们不清楚吴承恩一生参加了多少乡试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从未中举。

　　吴承恩多才多艺，声名在外，“凡一时金石碑版，嘏祝赠送之词，多出其手”（《山阳志遗》），却一直没有相应的“名分”。嘉靖二十年（1541），吴承恩的好友沈坤状元及第，他作诗以贺；六年后，另一位好友李春芳也中状元，他再次写诗祝贺。曾经一起应试的同伴们纷纷出人头地，而自己仍然困顿场屋，难免会生失落、不平之感。许多年后，他在诗中写道：

　　眼看昔日好友一个个高飞成了凤凰，而自己还在“卑飞”，被寻常的“乌鸦”嘲笑，吴承恩很受刺激。不过，牢骚发过后，他也会写诗解嘲：

　　吴承恩一生功名蹭蹬，受困于科举，但并不妨碍他关心社稷，为黎民百姓发声。他的家乡淮安，本是繁华之地，但由于官府无止境的压榨剥削，地主豪绅的土地兼并，加上灾害频繁，民生逐渐凋敝。吴承恩在《开府介毛公德政颂》中分析道：

　　“维此江淮，夙称乐土，田郡膏腴，望于畿辅。嗟哉近岁,爱敝爱凋。……曰民有赋，矧敢不供；负欠逃亡，缘彼困穷。……曰兵有饷，实济民防；征调多歧，民乃被殃。……曰邮有传，奸极牛毛；横索豪侵，四境告劳……奥惟马政，军国攸先；欺隐因循，伤民病官。”

　　吴承恩指出，田赋、兵饷、邮传、马政是造成江淮地区民生惨淡的主要原因，这样的见解，不但中肯，而且犀利。对于当时的社会风气，吴承恩更是毫不留情地指出：

　　夫不独观诸近世之习乎? 是故匍匐拜下，仰而陈词，心悸貌严，瞬间万虑，吾见臣子之于太上也，而今施之长官矣；曲而跽，俯而趋，应声如霆，一语一偻，吾见士卒之于军帅也，而今行之缙绅矣，笑语相媚，妒异党同，避忌逢迎，恩爱汝，吾见婢妾之于闺门也，而今闻之丈夫矣；手谈眼语，诪张万端，蝇营鼠窥，射利如蜮，吾见驵侩之于市井也，而今布之学校矣。（《贺学博未斋陶师膺奖序》）

　　对当时人心浇浮、世风日下的描述惟妙惟肖，可谓入木三分。吴承恩将这些思想，以浪漫主义的笔法道出，是为《二郎搜山图歌》：

　　“……少年都美清源公，指挥部从扬灵风。星飞电掣各奉命，搜罗要使山林空。名鹰搏拏犬腾啮，大剑长刀莹霜雪。猴老难延欲断魂，狐娘空洒娇啼血。……民灾翻出衣冠中，不为猿鹤为沙虫。坐观宋室用五鬼，不见虞廷诛四凶。……”

　　作者极写二郎神斩妖除魔的飒爽英姿，读来大快人心。他认为，魑魅魍魉之所以横行，是因为统治者用人不善，让“五鬼”“四凶”当道。而当下民灾泛滥，罪魁祸首正是那些“衣冠中人”，也就是标榜仁义道德的封建统治阶级。已经是非常深刻的见地了。

　　吴承恩用这种想象奇谲的形式寄寓情志，跟自己的性格爱好有关。他在《禹鼎志序》中回忆说，自己小时候就很喜欢听奇闻异事，念书的时候，经常偷买野言稗史，怕先生斥责没收，就躲到没人的地方看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种兴趣不但没有减弱，反而越来越强。此外，他自评“迂疏漫浪”，素有狂狷之气：

　　他自比嵇康，认为天下鄙俗之人难以领会自己的广陵曲，宁愿将其奏给鱼鸟听，可见其孤高自负。这种清高桀骜的性格，在仕途官场上，很容易招致麻烦。但用之于文学艺术，就是锦上添花了。大约过了而立之年，吴承恩开始酝酿一部小说，将古今中外之奇谈，三教九流之异事裁剪点染、融会贯通，以托出自己胸中之丘壑来。这便是《西游记》的端由。

　　《西游记》的题材来源十分驳杂，原型来自于玄奘辩机的《大唐西域记》和慧立、彦悰的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。其主要情节虽然是佛教故事，却也包含了诸多儒道元素。

　　大约宋代以后，儒、释、道就从相互排斥转变为相互包容的关系，到明代基本确立了“三教合一”的格局，《西游记》也体现了这一倾向。譬如孙悟空的师傅须菩提祖师，其号似佛（须菩提是如来十大之一），启发悟空的方法，也有禅宗意味。但他给樵夫所讲的《黄庭》，又是道家经典；其环境，也更像道士。总之，这是一个亦道亦释的人物。第四十七回，孙悟空劝车迟国国王：“也敬僧，也敬道，也养育人材，我保你江山永固”，说得更为明显。

　　当然，总体上说，《西游记》是崇佛抑道的，这也有现实原因。嘉靖皇帝为求长生，沉迷修道，排斥佛教，逼僧还俗；大兴土木，广建雷坛，耗银无数，惹得人民怨声载道。吴承恩便借用神话故事，对道教进行了嘲讽和批判，只要道士一出现，就没什么好事。

　　《西游记》的批判性不止于此。吴承恩笔下，从地下阎罗，到天庭玉帝，乃至西行路上的诸多国王，无一不是昏庸无能乃至残忍的。

　　比丘国国王听信道士谗言，把小孩子搜罗来养在鹅笼里，等待挖心掏肝作药引。而八十一难中相继登场的妖魔鬼怪，正代表了社会上横行霸道的恶势力。

　　红孩儿霸据一方，带着小妖儿们为非作歹，拆土地庙宇，扒山神衣裳，动不动向他们勒索“常例钱”，最终的结局却是被观音收了去，成了所谓正果。无疑是官府豪绅们盘剥平民，却得不到惩处的生动写照。

　　面对世间污浊，吴承恩虚构出了一只嫉恶如仇、充满叛逆精神的石猴，在他的火眼金睛下，三界种种丑相原形毕露。

　　孙悟空凭一根如意金箍棒，令天帝鬼怪闻风丧胆，可却始终为头上一顶紧箍所缚，最后被封“斗战胜佛”，成了“编内人员”，大有弃明投暗之感。此中的无奈，耐人寻味。

　　此书最早以抄本的形式在文人之中传阅，但都不全，而且没有保存下来。万历丁巳年间（1617）刻本《金瓶梅词话》开卷即是“欣欣子”所作序：

　　“窃谓兰陵笑笑生作《金瓶梅传》，寄意于时俗，盖有谓也……吾友笑笑生为此，爰罄平日所蕴者，著斯传，凡一百回。”

　　“兰陵”是郡望，“笑笑生”是作者，可能是“欣欣子”的朋友。或许“笑笑生”“欣欣子”本为一人，也未可知。而紧接此序的是“廿公”所作跋：

　　明沈德符在《万历野获编》中说，《金瓶梅》是“嘉靖间大名士手笔”，跟“一巨公”意思差不多。“笑笑生”也好，“大名士”也罢，这部奇书的作者到底是谁呢？连时人也讲不清楚，后世更是众说纷纭。

　　目前，被置于候选作者名单上的，已多达六十余人。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王世贞说、贾三近说、屠隆说、李开先说、徐渭说、汤显祖说、冯梦龙说、李贽说等等，不乏名家巨士。至于说法，更是天花乱坠，真伪难辨。

　　明清两代，《金瓶梅》乃王世贞所作，几成定论。清初宋起凤所著《稗说》云：“世知《四部稿》为弇州先生平生著作，而不知《金瓶梅》亦先生中年笔也。”此后，顾公燮《消夏闲记摘抄》和佚名的《寒花庵随笔》记载了这样一个传说：奸臣严世蕃得知王世贞之父王忬藏有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强加勒索，王忬不舍真迹，就找名手临摹了张赝品献上。

　　不料，假画被大学者唐顺之识破，严世蕃大为光火，将王忬杀害。王世贞为报杀父之仇，花三年时间写成《金瓶梅》，叫人拿到街市吆喝，说是“天下第一奇书”。爱书如命的唐顺之听闻，赶忙上前翻阅。他不知道，王世贞早就侦知他有用手指沾沫翻书的习惯，提前在纸角黏上了毒药。唐顺之看完，十分叹赏，刚想问价，却发现卖书的不见了。自己很快便毒发暴毙。

　　到了近代，此说却为鲁迅、郑振铎等人所质疑，后又经明史专家吴晗的周密考证，“王世贞说”已很难站稳脚跟。不过，其他猜测也都难以服众，或勉强自圆自说，已属难得。

　　如今，这则“金学”界的哥德猜想仍在继续。在没有确凿充分的证据出现之前，学者们仍将《金瓶梅》的著作权归于“兰陵笑笑生”。至于其真实面貌究竟如何，虽然历史上没有直接描述，仍可从书中窥探一二。

　　作者描写宫廷冬至朝仪致辞时，却出现了正旦朝仪的文字，这是常识性错误；写皇帝郊祭一段文字，几乎照搬《宣和遗事》。由此可见，作者应是不谙上层社会和官场礼制，很可能是某下层文人。

　　又如，从书中所用方言俗语来看，作者应当生活在山东一带。更确切地说，“兰陵笑笑生”中的“兰陵”，很可能就是指山东兰陵镇（今属临沂）。

　　像“老鼠尾巴生疮儿，有脓也不多”(第一回)、“你在旁戳舌儿怎的”(第二十八回) 、“面色蜡查黄了”（第六十一回）、“煎汤吃下去，登时满肚里生疼”(第八十五回)等等，都是标准的鲁南土话。

　　再如，作者对戏文曲令十分熟悉。今存《金瓶梅》大致有三个版本系统：词话本（万历年间《金瓶梅词话》）、绣像本（崇祯年间《新镌绣像批评金瓶梅》）、张评本（《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第一奇书》），以词话本最早。

　　“词话”是一种民间艺术，有说有唱，有韵有散。词话本《金瓶梅》有诗一百七十余首，小令、小曲共一百一十二首，赞赋八十三首，回末韵文六十四首，有些甚至跟主题并无关系，作者也照收不误，宛若“大杂烩”。

　　《金瓶梅词话》中的说唱艺术痕迹十分明显，许多地方出现了“以唱代说”的情况。譬如第二十回，西门庆唱《满庭芳》骂李虔婆；第五十九回，李瓶儿哭官哥，唱的是《山坡羊》；第八十二回，潘金莲与陈经济，唱《河西六娘子》等等。至于书中多处出现的滑稽戏谑之语，也是受话本艺术影响的结果。第九十回武师李贵表演时，有这样一段出场白：

　　“我做教师世罕有,江湖远近扬名久。……少林棍，只好打田鸡；董家拳，只好吓小狗。撞对头不敢喊一声，没人处专会夸大口……小人自来生得馋，寅时吃酒直到酉。牙齿疼，把来锉一锉；肚子胀，将来扭一扭。充饥吃了三斗米饭，点心吃了一大缸酒……”

　　这段夸张幽默的“自报家门”，是活跃书场气氛的重要手段，效用类似戏曲中的丑角。在后起版本的小说中，上述文字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删改，并把书名中“词话”二字去掉，但仍能看出说唱艺术的遗留。

　　将种种线索汇合起来，我们大致可以说，《金瓶梅》的作者既不是什么，也不是什么名流，而是生活在山东兰陵地区的一位教坊说唱艺人，很可能还是一个落魄文人。他广泛接触下层人民和民间艺术，与自身见闻相结合，成就了这本俗中见雅、浅中见深的奇书。清代著名的小说评点家张竹坡说得好：

　　“作小说者，概不留名，以其各有寓意……且传闻之说，大都穿凿，不可深信。……作《金瓶梅》者，必曾于患难情仇，人情世故，一一经历过。入世最深，方能为众脚色摹神也。”（《金瓶梅读法》）

　　15、16世纪的中国，是一个经济、社会、思想、文化都发生急剧变动的时期。自王阳明提出心学以来，以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为核心的程朱理学受到很大冲击，人性和个性开始从压抑中逐渐解放出来。与此同时，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使传统自然经济发生变化，而商业资本的活跃又加强了手工业者对商人的依赖。

　　这位自称“异端”的思想家，不仅斥程朱理学为“假道学”，更直接否定了儒家的正统地位。在经济上，他承认个人私欲：“私者，人之心也，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”“穿衣吃饭，即是人伦物理”。由此龙国际平台，“好货好色”“多积金玉”“多买田宅”都成了自然现象，而商人致富也应被肯定。

　　西门庆顺应了这种时代潮流：他原本只有一家生药铺，临终前交代后事，托出的财产却有缎子铺、绒线铺、绸绒铺、印子铺、生药铺，外加自己和妻妾住宅等等，资产惊人，其间不过五六年时间而已，可以说得上是“商业精英”了。

　　问题在于，这些钱财，大多来之不义。为了敛财，西门庆放高利贷、偷税漏税、构陷无所不做，就连娶妻纳妾，也成了西门庆积累资本的手段之一。有了官职以后，他更是大受私贿、枉法贪赃，毫无顾忌。

　　对于明中叶的丑相，笑笑生在书中作了深刻揭露。我们知道，《金瓶梅》是从《水浒传》中取出“武松杀嫂”一支而成的另一部皇皇巨著。

　　《水浒传》中，潘金莲和西门庆的奸情败露后，武松先杀嫂，再杀奸夫，随后到阳谷县县衙自首。因案情重大，武松被押至东平府审判，府尹陈文昭看他是个重义之人，便从轻发落，判刺配孟州。

　　可在《金瓶梅》中，武松得知哥哥为奸夫淫妇所害后，先去县衙报官，那知县、县丞、主簿、典史都跟西门庆有首尾，案件难以问理。另一面，早有皂吏给西门庆通风报信，西门庆用银两将官府买通，武松再上告时，被一顿呵斥。

　　武松怎能咽下这口恶气?当下便要找西门庆寻仇，不料误杀了李皂吏，被拿去官府。西门庆又给知县送去金银酒器、五十两银子，请求将武松判死。后来，案件移交到东平府尹陈文昭手中，陈文昭了解原委后，念其是个烈汉，欲轻判。

　　这事又被报到西门庆耳中，但陈文昭是清官，不好打点。西门庆便借关系，疏通了内阁蔡太师，给陈文昭下了一道密书，免提西门庆、潘金莲，将武松刺配二千里充军。

　　这一情节经过改编，已不再是痛快淋漓的复仇故事，而成了一幅权钱交易、藏污纳垢的活画像。很显然，这种改编就是源自血淋淋的生活现实。

　　西门庆完全不屑于掩饰自己的：“就使了嫦娥，私奸了织女，拐了许飞琼，盗了西王母的女儿，也不减我泼天富贵。”在他身上，金钱和情欲是一体两面的。

　　其实，这也仅是时风使然，并不稀奇。正如鲁迅所说：“（《金瓶梅》）时涉隐曲，亵渎者多。后或略其他文，专注此点，因予恶谥，谓之；而在当时，实亦时尚。”当时，之风大盛。

　　从明宪宗始，就有方士以献房中行乐之术以谋富贵；明世宗为制，曾两次发布敕诏，征集入宫，以其经血炼丹，而负责此务的道士陶文仲也得到重用。皇帝尚且如此，臣僚、文人更不必说。

　　尽管如此，如果只把《金瓶梅》看作一部小说，未免本末倒置。号称“第一奇书”的《金瓶梅》，在诸多方面都有开创之功。当街坊艺人、书斋文士们纷纷将目光投向历史豪杰、神话传说时，兰陵笑笑生却将镜头对准了市井人物的家长里短，事无巨细地写出他们的饮食起居、经营交往、闺中情趣。所谓“人情世故”，无外乎这一幕幕生活的特写。

　　《金瓶梅》既不隐恶，也不虚美，只是原原本本道出尘世之人的爱恨情欲。故此，它确实是一部十分“俗气”的小说。

　　但也正如北宋苏轼所感叹的那样，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，能在时间之流中幸存下来，自有其道理。